在日常生活中，烟花爆竹是传统节日的重要元素，承载着人们的欢乐与祝福。但在法律层面，烟花爆竹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 “爆炸物”，却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争议。近期，也有因春节期间违规运输、存储烟花爆竹面临刑事风险的相关咨询。结合笔者曾办理的某烟花爆竹不起诉案件过程中，通过对多个案例裁判要旨的梳理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争议的存在。

在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安刑初字第 188 号案件中，被告人张某储存的烟花爆竹中含黑火药 7117.03 克，烟火药 13224.81 克，且许可证已过期。然而，法院最终判定烟花爆竹属于娱乐产品，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民用爆炸物范畴，不能折算其中的黑火药及烟火药数量，故张某不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而在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粤 0114 刑初 369 号案件里，李某某存储的烟花爆竹总烟火药量为 229107.1 克，黑火药总药量为 13586.8 克，且无许可证。法院认为，烟花爆竹虽具有爆炸性和危险性，但司法实践中对 “爆炸物” 的范围不宜作扩大性解释，由于未明确规定烟花爆竹属于爆炸物，因此对李某某的判决也有别于将烟花爆竹认定为爆炸物的情况。

同样，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在（2019）粤 0118 刑初 1490 号案件中，面对赖某某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存储在民房内（总药量为 561860.7 克，价值 155210 元，有许可证）的情况，法院认为烟花爆竹产品在市场上允许流通，与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存在较大区别，不符合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主客观要件。

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刑终453号案件中，易某购买玩具枪用8发塑料圆盘击发帽500件，报关时发生爆炸，致人多人死伤。击发帽里火药中检出氯酸钾和红磷等成份。法院认为，烟花爆竹制品中含有黑火药或者烟火药成分，但并不能简单就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以出口烟花爆竹为目的买卖烟花爆竹制品，需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同时，需正确理解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和第（四）项的规定，烟花爆竹制品不属于“专营专卖物品”，也不属于“限制买卖的物品”。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宁刑再4号案件中，张某某和陆某某大量购进烟花爆竹，私自违规存储。检察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一审认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审宣告无罪，检察院抗诉。再审法院驳回抗诉，维护二审无罪判决。再审法院认为，涉案烟花爆竹是符合生产标准的合格产品，不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危险程度相对较小；而且，储存烟花爆竹在方法上具有可移动性、可控性，不具有即时的危害后果，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相比较，二者在方法上不具有“相当性”，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在实践中，因非法制造、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案件较多，对公共安全构成一定危害，但我国法律并未将此类案件明确归入应受刑事处罚的范围，而是在相关的行政、治安等法律法规中，对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运输、储存等各个环节都作出严格规定，对违规行为也有相应的行政治安处罚措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我国行政法律法规中，将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这些处罚措施对当事人足以起到惩戒警醒作用，故不宜将此行为以犯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刑核 48589147 号案件中也指出，烟花爆竹成品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娱乐产品，其危险性不能等同于刑法上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范畴，不宜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在这起案件中，黄某租用工棚，购买原材料，非法生产 “烟花哨子” 进行销售，经鉴定含有烟火药 ，但最终基于对烟花爆竹性质的认定，作出了相应的裁判。

此外，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10行终3号案件中，李某无经营手续，将烟花爆竹存放于居民楼地下室且未向相关部门报备。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以从烟花爆竹中拆出的烟火药不属于爆炸物品要求撤销案件。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后，将涉案烟花爆竹收缴。李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参照公安部法制局2008年9月16日针对非法储存烟花爆竹，应该怎样处罚的答复意见，对于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0条的规定予以处罚。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如系通过合法途径购进和允许零售的合格产品，且当事人对非法储存行为及时纠正的，烟花爆竹不应收缴。可见，烟花爆竹既不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也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违禁品。

这些案例的判决结果存在差异，关键就在于对烟花爆竹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 “爆炸物” 认定不同。这种争议不仅影响着当事人的命运，也引发了法律界和社会公众对相关法律条文理解与适用的深入思考。那么，从法律规定和法理角度来看，烟花爆竹的法律属性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法律条文里的真相

面对这些争议，我们需要回归到法律条文本身，探寻烟花爆竹的法律属性。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判断依据。

2006 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令第 466 号公布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指出，烟花爆竹是指烟花爆竹制品和用于生产烟花爆竹的民用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物品 ，强调了其属于娱乐性用品，这就从根本上表明了烟花爆竹与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存在本质区别。该条例将烟花爆竹定位为具有娱乐性质的物品，其生产、销售、运输和储存等环节都有专门的管理规定，与爆炸物的管理体系不同。

《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2006 年 11 月 9 日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公安部公布）未将烟花爆竹纳入民用爆炸物品管理范围，明确 “用于生产烟花爆竹的黑火药” 除外。这进一步说明，在官方的定义和管理范畴中，烟花爆竹并不等同于民用爆炸物品，二者在管理上有着明显的界限划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未将烟花爆竹列入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范围，仅将生产烟花爆竹的原料黑火药、烟火药视为爆炸物。换言之，司法解释仅认为黑火药、烟火药是爆炸物，而没有将含有黑火药、烟火药的烟花爆竹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这一司法解释为司法实践中判断烟花爆竹是否属于爆炸物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明确了在刑事法律层面，烟花爆竹不属于爆炸物的范畴 。

这些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从不同角度，清晰地界定了烟花爆竹的法律地位，明确了它与刑法意义上爆炸物的区别。这不仅是法律规定的明确要求，也体现了法律在规范社会行为、保障公民权益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烟花爆竹的独特属性

娱乐与危险的微妙平衡

烟花爆竹作为一种传统的娱乐产品，在我国文化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每逢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或是婚礼、开业等喜庆场合，烟花爆竹的身影随处可见 。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递着喜悦与祝福的情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节期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等待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共同点燃烟花爆竹，绚烂的火光和响亮的爆炸声，瞬间将节日的氛围推向高潮，让人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团聚的欢乐。

从化学成分来看，烟花爆竹主要由氧化剂、可燃物、显色剂和增亮剂等组成 。其中，氧化剂如硝酸盐和氯酸盐类，起到助燃、氧化放热的作用；可燃物如碳粉、硫磺等，提供燃烧所需的能量；显色剂由金属盐如钠盐、铜盐、钡盐等构成，是烟花呈现五彩颜色的关键；增亮剂则利用镁粉和铝粉燃烧时发出的明亮白光，让烟花更加绚丽夺目。这些成分使得烟花爆竹在燃烧时能够产生美丽的色彩和声响，为人们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

不可否认，烟花爆竹内含黑火药和烟火药等成分，确实具有一定的爆炸性和危险性 。但与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相比，其危险性处于较低水平。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如手榴弹、炸药、雷管及其制成的爆炸装置等，具有强大的爆破性和严重的杀伤、破坏作用，一旦爆炸，往往会对人员和物体造成巨大的伤害。而烟花爆竹在正常情况下，其爆炸威力和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且在生产、销售及使用各环节均受到国家严格且细致的监管 。从生产环节来看，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企业实行许可证制度，对生产场地、设备、工艺等都有严格的要求，确保生产过程的安全；在销售环节，同样需要取得相应的许可证，并且对销售的场所、储存条件等进行规范；在使用环节，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燃放等。这些监管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烟花爆竹的风险，使其在可控范围内为人们带来欢乐。

刑法谦抑性的考量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现代刑法的重要理念，它要求在适用刑法时，应保持谨慎和克制，尽量避免将轻微的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 。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只有在其他法律手段无法有效调整社会关系时，才动用刑法这一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正如英国哲学家边沁所说：“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 。”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贯彻，不仅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避免刑罚的过度使用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对于烟花爆竹的管理，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法规和治安管理法规体系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各个环节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相关的许可条件、安全标准和法律责任。对于违规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可给予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没收非法物品及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对于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非法运输、储存烟花爆竹的，可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些法律法规和处罚措施，已经能够对烟花爆竹相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制裁，足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将烟花爆竹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并进行刑事处罚，不仅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还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方面，这可能导致打击面过宽，将一些原本属于行政违法或轻微违法的行为上升为犯罪行为，使得许多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等行业的人员面临刑事处罚的风险，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和生计。一些小商贩可能因为偶尔违规销售少量烟花爆竹，就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对他们来说是过重的惩罚。另一方面，也会对烟花爆竹行业的正常发展造成阻碍。烟花爆竹行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传统行业，在一些地区还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 。过度的刑事处罚可能会使企业和从业者望而却步，导致行业发展停滞，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就业。

刑事辩护中的关键要点

精准解读法律条文

在涉及烟花爆竹的刑事案件中，律师对法律条文的精准解读至关重要。深入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是准确把握烟花爆竹法律属性的基础。律师需要全面梳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明确烟花爆竹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在实际辩护过程中，律师要着重阐明烟花爆竹与刑法所定义的爆炸物之间的本质差异 。从法律规定来看，烟花爆竹被明确界定为娱乐性用品，其生产、销售、运输等环节都有专门的管理规范，与爆炸物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更体现在对社会危害程度的认定和法律制裁的力度上。律师通过对法律条文的深入剖析，能够向司法机关清晰地呈现烟花爆竹的独特法律属性，从而为当事人的辩护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避免将烟花爆竹错误地归类为爆炸物，导致当事人受到不恰当的刑事处罚。

证据收集与分析的技巧

证据是刑事辩护的核心，在烟花爆竹案件中，证据的收集与分析尤为关键。律师应注重收集多方面的证据，以全面呈现案件的真实情况。

对于烟花爆竹的成分，律师可以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获取详细的化学成分分析报告 。这些报告能够明确烟花爆竹中氧化剂、可燃物、显色剂和增亮剂等成分的具体含量和比例，从而进一步了解其爆炸原理和潜在危险性。通过分析这些成分，律师可以判断烟花爆竹的实际危险性是否达到刑法意义上爆炸物的程度。如果烟花爆竹中的黑火药、烟火药含量极低，远远低于爆炸物的危险标准，那么就可以有力地支持辩护观点。

了解烟花爆竹的用途也是重要的证据收集方向 。律师可以通过调查取证，获取相关的销售记录、使用场景证明等，以确定这些烟花爆竹是否确实用于传统的娱乐活动，如节日庆典、婚礼等。如果能够证明烟花爆竹是在合法的娱乐场合使用，且符合相关的安全规定，那么就可以说明当事人的行为不具有非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在一些案件中，律师发现当事人销售的烟花爆竹主要是用于当地的传统庙会活动，且经过了相关部门的许可，这一证据就对当事人的无罪辩护起到了关键作用。

危险性评估证据同样不可或缺 。律师可以收集同类型烟花爆竹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的安全记录，以及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来证明烟花爆竹在合理使用和管理下，其危险性是可控的，与爆炸物的危险程度有明显区别。通过这些证据的综合分析，律师能够为案件的辩护提供有力支持，从专业角度为当事人争取公正的判决。

全力维护当事人权益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首要职责，在涉及烟花爆竹的案件中，这一职责体现得尤为明显。律师应始终以当事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运用专业知识和法律技能，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积极与司法机关沟通协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律师要在尊重司法程序和司法机关权威的基础上，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通过与检察官、法官等司法人员的沟通，律师可以向他们详细阐述案件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特别是关于烟花爆竹法律属性的分析和证据的解读。在沟通中，律师要以理服人，用专业的法律分析和确凿的证据来说服司法机关，使其认识到案件的真实情况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当事人争取最为公正、有利的判决结果是律师的最终目标 。律师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合理的辩护策略和建议。如果案件存在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等问题，律师应及时指出，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进行纠正。在一些烟花爆竹案件中，律师通过对证据的仔细审查，发现警方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导致证据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律师据此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最终使得案件的判决结果更加公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

守护法律公平，传递法治温度

烟花爆竹作为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俗意义 。它不仅是一种娱乐产品，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准确界定烟花爆竹的法律属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名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需要始终秉持专业、严谨的态度，致力于为每一位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在面对复杂的法律问题和激烈的法庭辩论时，既要凭借扎实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当事人争取公正的判决。也要在每一个案件中，深入研究案件细节，寻找有利的证据和法律依据，检索相关案例，精心制定辩护策略，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