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定了较多的以数额为定罪量刑依据的罪名，而两高针对涉及销售额、经营额、获利额、违法所得额等涉财产（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的具体法律适用，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笔者不是理论研究者，姑且将其概括为“数额犯”。如，2010年3月发布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7号，以下简称“烟草刑事解释”）根据该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该司法解释自颁布至今，相关数额没有调整过。2022年对于涉烟草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依然是2010年的司法解释规定的经营数额。但是，2022年与2010年相比，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还是通货彭胀指数，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对此社会公众都有切身感受。简单的例子，同样的25万元，2010年可以我国大多数县城购买一套商品房，但是，2022年，25万元能能否购买一套同面积的商品房？答案不言自明。

《刑法》第三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法”，仅指《刑法》，而不是其他“法”，当然不包括司法解释。《立法法》规定，司法解释是两高在工作中就具体法律应用问题进行的解释，司法解释的实质是“解释”，而非定罪量刑的依据。著名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也指出“司法解释在追求具体、详细，结局只能使刑法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并对司法解释持“有必要但限制”的态度【具体论述参见《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因此，司法解释对《刑法》的解释，不能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司法机关更不能机械地套用“数额标准”，去认定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的损害及大小。毋庸置疑，法益侵害程度的认定应当具体化，但是更应当当时化和当地化。

笔者办理的某起涉烟草非法经营案中，行为人涉案烟草的销售额是70余万元，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定刑在五年以上。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022年和2010年相比，国民收入和商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大幅上涨，有的甚至是翻倍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具体数据可进行对比），烟草制品的销售价格也不例外。同等的销售额，2022年和2010年相比，显然所销售的烟草制品的数量不能同日而语，对国家烟草专卖制度造成的危害程度也大相径庭。2022年的涉烟草非法经营案定罪量刑标准，仍沿用2010年“烟草刑事解释”制定时，依据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的经营额标准，显然已经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审查起诉阶段，笔者提出该意见后，检察官明确告知，有道理，可以考虑，但是司法解释对数额有明确规定，不能突破。在被告人仅有认罪认罚的情况下，检察院在法定刑以下，建议量刑是有期徒刑４年。审判阶段，继续坚持该意见和法官沟通，再减半年，宣告刑是有期徒刑3年6个月。在基层检察院和法院，大量办案人员在“严格依法办案”思维模式下，一般情况下，不能也不敢突破2010年“烟草刑事解释”规定的标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去追求罪责刑相适应。该案在法定刑以下从宽处罚，实在难能可贵。

最后，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虽人微言轻，但强烈呼吁，两高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如涉及销售额、经营额、获利额、违法所得额等定罪量刑的数据标准时，可否考虑参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或反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数据）为依据，让定罪量刑能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民事案件都已如此，刑事案件没有理由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吧！

题外话：刑事辩护有一句行话：“有冤喊冤，无冤求情”，法定求情情节就那么几种，而有理有据的酌定求情情节，需要辩护律师深度挖掘。辩护律师也应当摒弃“认罪认罚态度好”“初犯偶犯无前科”“上有老且下有小”等毫无意义的套路辩。